【俄罗斯外交】姜毅 文龙杰：俄罗斯外交-历史遗产与思想传承
姜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文龙杰：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摘要】俄罗斯在几百年时间里形成了丰富的外交传统,这些传统因素不仅构筑了其对外政策史的轨迹,也影响着当代俄罗斯的政策选择。对地缘安全的关注在俄罗斯对外关系史上一直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决定了其在对外事务上的认知框架和政策制定。为了拓展和保护宽广的疆域,军事手段及与之相关的军工体系和安全机构介入到对外事务当中,且在政策选择上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性的影响。面对复杂的周边环境,积极活跃的外交成为俄罗斯满足利益诉求、确立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呈现出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特色。外交与内政紧密互动同样是俄国近现代史中一个鲜明的特色。这表现为,外交上的努力不仅是要争取有利于内部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治理的延续,甚至就是内部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俄罗斯作为世界政治中的传统大国,在几个世纪里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形成了由手段偏好和认知定式等构成的独特的外交传统。无论是这些传统本身,还是这些传统带来的结果,均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历史遗产。一方面,这些传统作为一种轨迹,为今天的俄罗斯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案例、框架和经验;另一方面,这些传统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又影响着当代俄罗斯外交的走向。因此对俄罗斯外交传统加以研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历史叙事的方法,概括出俄罗斯外交方面的四个重要传统:独特的欧亚地缘外交观(包括大国观、独特性和安全观);在外交中重视和依赖使用军事力量;奉行积极的实用主义外交;外交与内政紧密互动,甚至有外交“内政化”现象。这些外交传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尝试从俄罗斯外交的基础性条件、运作机理、政策实施特点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并找出影响这个大国外交政策、外交定位、外交思想中的那些恒常因素。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中,短时段是历史表层的“尘埃”,多为突发的历史事件,对历史影响甚微;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或科技水平,对历史发展具有一定影响;长时段属历史的最深层,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统等恒定不变或近似恒定不变的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某种影响历史发展的基础性结构。受此启发,本文尝试从长时段和中时段着眼,考察宽广领土空间范围、极端的气候条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东正教思想、相对欠发达的经济等历史性因素,何以造就出俄罗斯今日之外交传统。但“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其具体表现会因应时代而有机再造,但只要中、长时段的历史因素不发生改变,其核心内涵就可保持稳定。明乎这一点,才有助于通过比照传统来了解今天俄罗斯的外交实践,辨别清楚其中的变与不变。
特殊地缘条件决定的地缘安全与文明属性
地理条件和地缘环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影响一国总体战略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点俄罗斯表现尤为明显。马克思说:“俄国的政策在目的方面的单一性,是由它过去的历史、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东欧平原是俄罗斯民族发祥地,也是俄罗斯进行对外交往实践的主要方向。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周围缺少崇山峻岭、雄关险隘作为天然屏障,易攻难守。俄罗斯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外敌环伺的严峻形势。从12世纪开始北欧霸主瑞典不断袭扰,到13世纪蒙古人近二百年统治,再到16世纪留里克王朝终结时波兰军团侵入,俄罗斯与外敌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因此,地缘安全从一开始就对俄国生存具有“天然”的重要价值,成为国家安全第一位的考量标尺,也是它对外斗争最重要的目标。为了保证安全,俄国人的选择是通过扩大地理版图,争取生存空间,寻求与外敌对垒的资本。事实也证明,宽大的防御纵深在俄国历次决定命运的重要战争中,都发挥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关键性作用。然而,对安全的追求就又催生出了对宽广空间的渴望和迷恋,催生了俄国在形成统一国家路程上持久的扩张。如列宁所说,(俄国)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是一部掠夺各地方、各省区、各民族的历史
从1462年到1533年,留里克王朝将俄国疆域从4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80年时间翻了两番半。一个庞大帝国的突然出现,让欧洲“目瞪口呆”
其一,与欧洲和亚洲天然的联系,决定了俄罗斯在两大洲都有重要的利益关切。俄罗斯既要关注西方,也不能忽视东方,因此对外交往实践天然具有“全球观”。同时,得益于在欧亚两个方向上同时开展对外活动,俄罗斯能够借助欧洲来平衡亚洲,借助亚洲来平衡欧洲,为对外交往实践提供了较之一般国家更宽广的政策空间和灵活性。当然,兼顾欧亚和东西只是“双头鹰”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在欧亚与东西之间摇摆不定,试图融入欧洲难却获身份认可,掉转过来参与亚洲事务又总念念不忘对欧洲的向往。
其二,在横跨欧亚这一特殊地缘条件基础上形成的俄罗斯文明具有独特性。在俄罗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以不同形态出现的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都强调俄罗斯自身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其三,与周边国家存在安全两难问题。版图的不断扩大及难与周边相融合的独特性,使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亚洲国家、高加索国家之间安全两难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悖论:不断扩张的目的是追求安全,而扩张后的结果却是又面临新的不安全,为了应对新的不安全又需要进一步拓展战略空间。所以,当代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除中国外,不是与俄完全交恶就是实际上对其形成依附。即便与那些完全依附的国家之间,关系仍非完全融洽。俄罗斯要在提防的同时,加大对依附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投入;而依附国则将此视为对自身主权的侵犯和损害。这实际是安全两难的变体。因此,如何构建有吸引力的联系纽带以解决安全两难问题始终是困扰俄罗斯的一项重要任务。
军事手段支撑的大国地位
几乎所有民族的成长史都伴随着血雨腥风,俄罗斯更不例外。从摆脱蒙古统治、建立统一国家到拓展生存空间、构建安全带,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就一直伴随俄国的成长。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加冕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倒台的370年间,沙皇俄国先后同欧亚二十多个国家频繁进行了近百场战争,平均每10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战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时,俄国还只是欧洲的一个边缘角色,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北方战争则开始使欧洲意识到俄国已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而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已经站到了欧洲政治的舞台中央。
生存与扩张是俄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而军事力量是完成这个任务的重要工具。在俄国历史上,军事力量不仅是保障安全的手段,同样是外交的实力基础,是在国际舞台扮演主要角色的支柱。正是通过持续21年的北方战争,俄国获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出口,为西进和南下打造了有利形势,使俄国开始进入欧洲强国之列。1814年和1945年也是凭借两场卫国战争的胜利,俄国(苏联)进入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的中心,成为构建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冷战开始后,在举国体制的支撑下,苏联将通过强大的武装力量遏制对手发挥到极致,借此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建立起两极霸权体系。
军队和军人在俄国政治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所说,俄国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这不仅因为军队是俄国保卫安全、开疆拓土和对外斗争的利器,同时也在国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留里克王朝还是罗曼诺夫王朝,近卫军政变扶持新帝的案例俯拾皆是,彼得一世、伊丽莎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都是依靠近卫军夺得王位的,军队与皇权形成彼此依赖的特殊关系。1917年以后,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这种对军队和军事力量建设极为重视的传统进一步发扬,红军成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基石。而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又成为苏联影响世界、维持与美国平起平坐大国地位的主要工具。
军事工业建设是俄罗斯的一大特色。不断利用军队进行征服和管辖边疆地区的需求,使得军事工业建设与国家工业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军工行业是帝俄时代第一个国有工业门类,一直由政府主导规划和发展。苏联时期,在客观环境和主观认定双重因素影响下,社会动员方式始终以安全为导向。军事安全考虑与政权稳固、制度优越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成为国家建设最重要的问题。凭借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优势资源于国防建设,最容易产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借此在政治上向世界展现制度的优越性。在其存在的70年时间里,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国防建设领域,国防建设也因此由安全和外交需要塑型为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苏联模式:国防工业构成了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并以其完整性、系统性和规模庞大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
在冷战年代,苏联一直认为存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而遏制战争危险的有利手段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强大的国防力量。“军队是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支柱”,在苏联军事学说中,争取和平的外交与遏制战争的能力融为一体
在着力于军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经济、科技、劳动力素质等因素总体落后于西方的现实,苏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生产体系。与西方相比,苏式武器系统虽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工艺水平相对不精、全寿命周期相对较短,但成本相对低廉、简单实用、易于维修建造的特点恰好符合基础薄弱国家和文化水平不高群体的需要。凭此特色,苏式武器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年代开始,军火出口、军事合作就一直是苏联在五大洲输出影响、争取伙伴的重要外交手段。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军火出口和援助,高峰期近两万名军事人员驻扎在非华约成员的28个国家,组成了与西方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前锋,也体现出苏联的国际影响力。AK-47、米格飞机、萨姆防空导弹和T系列坦克实际已不仅是相关企业的品牌形象,更成为苏联的一张国家名片。
享有崇高地位的军队加上掌握主要经济资源的军工综合体,无论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为保证自身优势地位,这两大相互关联影响决策的重要层级,必定要对国家的安全防务、外交政策、世界认知等发挥独特影响。例如,苏联军事思想中关于战争危险始终存在的判断、进攻性防御的战略构想、通过支援其他国家获得遏制西方战略据点的战略需求等等,都会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得以体现。而反映它们立场的政策一旦在外部引发回应,又反过来进一步认证其看法。这一点在冷战期间东西方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长时间的相互遏制对抗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在长期应对内部维稳和外部威胁的过程中,俄国特别是苏联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家情治系统。渗透在社会和国际各个领域的这支力量已不仅仅是一种业务团队,实际上变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在三个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特点。一是数量庞大。著名的克格勃在鼎盛时期包括外围人员有几十万之众,由于意志更坚定,职业素养较高,工作能力强和群体效应,成为国家干部的重要来源。二是影响巨大。在苏联时期,情治系统是维护国内安全与稳定、打击内外敌对势力的主力,又是控制东欧“卫星国”、了解世界情况、支持其他国家反帝运动的重要工具,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的影响。苏联解体后披露出来的情况证实,在处理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等许多关键事务上,是克格勃的情报与意见影响了最高层决策。三是具有强烈的思想形塑能力。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情治系统形成强烈的“敌人”意识和“敌情”观念,这与国家长期秉持的动员体制相吻合。体制运转和情治工作需要共同推动“假想敌”思想的确立,影响内外政策的制定。如果说军事力量构建苏联的肌肉,情治群体则塑造国家须臾不敢放松的“敌情”意识以及据此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和心态。
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积极外交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俄罗斯不可能偏安一隅,采取“闭关自守”或“孤立主义”的发展政策。特别是摆脱蒙古统治之后,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更与外部世界演变联系在一起。在几个世纪里,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强国相比并不具特别优势,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因而,仅靠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显然不够,谈判桌前的折冲尊俎同样是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积极活跃的外交成为与国家成长密不可分的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
欧洲是近现代外交的开端和活跃场,几百年里上演了无数群雄逐鹿的活剧,俄国就是其中最活跃的身影之一。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首先是战争,俄国都参与其中,且不说在东欧、中东、巴尔干发生的数百起战争,甚至在北美独立战争和南美独立运动中,也能发现俄国因素。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时,俄国还只是欧洲的一个边缘角色,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北方战争则开始使欧洲意识到俄国已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因素,而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已经站到欧洲政治的舞台中央。正是外交事务上的积极参与,以及娴熟地将武力与外交斗争相互配合,使俄国在不断扩大版图的同时,也迅速成长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玩家,或者显示存在,或者对事件进程发挥影响,或者直接攫取到好处。
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列强集中地欧洲充满了追逐霸权的斗争。囿于多重因素,无一方能够独霸天下,于是各国依据“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法则,因时因势合纵连横。俄罗斯外交就是在这样的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棋局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一是利用复杂的力量结构谋篇布局。或借力量多元化显示自己的作用,或防止列强形成于己不利的联盟,或以相互制衡的形势谋取利益,力量并不突出的俄国能够长时间在争霸舞台长袖善舞、纵横捭阖,与彼时它积极利用和塑造这种多元力量格局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对此精辟地分析道:“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从16世纪中叶起,俄国一直把北方问题(波罗的海出海口)、波兰问题(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南方问题(黑海出海口)作为安全和发展的三大任务。面对多个对手,力量并不占优的俄国不是简单硬碰硬,而是避免同时多面树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单干,而是以利益交换拉拢更多觊觎者组团,利用各种机会在敌友间不断变换身份,依据形势变化频繁调整突击重点。彼得一世最初的主攻方向是黑海,但在组建反土同盟未遂,欧洲大国聚焦西班牙王位战争之时,他敏锐地抓住战略机遇,调转力量于北方,在持续21年的战争中,甚至还争取到了波兰和土耳其加入反瑞(典)联盟。到叶卡捷琳娜二世解决波兰、黑海问题时,这种因势利导、灵活多变的政策也反复上演。特别是她利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后的欧洲格局变化及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年)英法注意力转移之际,积极构筑对己有利态势,组建利益同盟,在夺取克里米亚、消灭波兰等对外行动中取得重大成果。此外,从与法国一起调解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1779年)到“武装中立宣言”(1880年)及未能实现的“希腊计划”
甚至即使身处劣势,以利益为诱饵加上华丽转身,实用主义外交也能够助力俄国取得地缘政治上的收获。从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到1809年兼并芬兰,再到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亚历山大一世在战场上没有战胜对手,却通过与对手的交易获得了更多。这种外交技巧又在1939～1940年几乎原样复制了一遍。利用谈判桌获取收益,还体现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上。与英法凭借船坚炮利相比,沙俄不费一枪一弹就攫取了巨大的利益,且利用对方的昏庸无能将实际成果扩大到了条约内容以外。
十月革命后,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苏俄积极利用德国被西方大国排斥打压的机会,推动苏德建立新的关系。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不仅在外交上打破西方的围堵,而且根据条约附属秘密条款,双方进行军事合作。德国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制,苏俄则为德国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及其他军事人员,为德研建《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开放基地和工厂。苏德接近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为苏联改善外部环境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更是充分利用国际局势和国际潮流变化,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体系塑造,成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在所有热点问题上的存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战略据点和盟友网络,证明“苏联成了一个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毫无疑问,实用主义是俄国外交重要的一翼。但仅依靠这一翼,难免会在机会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限制其外交活动空间,无法实现更大的抱负。这就不得不提到俄国外交的另外一翼——意识形态外交。
以某种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包含有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多重主观认知,作用在外交领域就反映为该国对国际体系、国际角色以及世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主观阐述的一套话语体系。通过倡导和宣介自己的这套主张,不仅有助于该国占据国际斗争的道义和思想高地,更可以找到同路人及支持者,扩大影响力,形成有利于己的国际阵营,从而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活动的大国,俄国具有更强的塑造能力和更强的主观意志,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特别是19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竞争更加复杂,俄国更加积极地在外交斗争中使用意识形态这种武器:在防范欧洲革命时,维护专制统治的“正统”成为团结各欧洲君主国家的旗号;在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多次与土耳其帝国争斗中,守护基督教信众权益又成了争取盟友的口号;而到了东南欧和巴尔干,俄国又扮演起正教和斯拉夫人的“解放者”角色。
如果说帝俄时期的意识形态外交尚无系统的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还更多带有美化自身利益诉求的工具作用,那么,将埋葬旧世界视为己任的苏联(苏俄)则依据“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总危机”和“国际关系阶级性”等理论,构建起一种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和主张及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轴的外交战略。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意识形态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提出完全不同于以往列强争霸的国际关系主张,推动国际关系体系的改革。十月革命后,苏俄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文件《和平法令》,就提出废除殖民主义、承认民族自决、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等理想主义思想,这些主张后来得以体现在当今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之中。同时,通过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帝反殖”“推动世界革命”为价值目标的外交政策,苏联不仅争取了众多受帝国主义统治和欺压的其他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更为改写一些国家历史进程、改变国际力量构成发挥了深远影响。在很长时间里,这样一大批受苏联影响的政治力量和国家成为苏联与西方对垒的同盟军,与之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感友谊。
意识形态外交与实用主义外交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协同的有机整体。事实上,许多外交行动都具有典型的追逐一己之利、与其国际关系主张相悖的特征。首先,意识形态外交并非空中楼阁的幻想,其强烈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实践目的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如果说意识形态外交是苏联外交的“道”,那么实用主义政策就是实现这个“道”的“术”。前者通过移植、倡导、宣传,致力于长周期的潜移默化和“静悄悄”地塑造理念、思想;后者则致力于攫取现实的好处、获取直接的利益。其次,根据苏联的理论及政策主张,苏联作为革命的中心对世界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苏联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具有道义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其他国家和革命政党要“无条件”地以维护苏联利益为己任,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革命
内政与外交非同寻常的联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治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际关系又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在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内政和外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政治学定律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其关键在于,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一般的国家间权力争夺,还涉及俄国文明特殊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争论,涉及国家发展道路的取向,涉及治理模式的选择,涉及政权的稳固与否。外交与内政联系如此之紧密,牵涉如此之深广,系其他大国所无。何以如此?这主要缘于:一方面,自彼得一世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主要依靠借鉴外部经验,而又无法处理好外部经验与俄国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改革与保守之间的撕扯贯穿始终,一方无法压倒性地盖过另一方,二者在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外部因素极易成为影响天平倾斜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俄国的弥赛亚情结使对外活动具有浓重的宗教传道色彩。无论是沙俄的“正教”,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样板”,俄国人都有将其传之世界各国的冲动,但这些所传之“道”一旦在域外被证伪,在俄国国内的合法性也就会随之受到冲击。沙俄的覆灭因于此,苏联的解体也因于此。
起于彼得一世的扩张和追求地缘安全斗争,启动了俄国持续向西欧学习的进程,开始争夺欧洲主导权的努力。这样一个以西方为指向、与西方开展竞争的历史过程,使俄国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相联,也开始埋下西方对俄国政治、经济和思想影响的根源。如果说彼得大帝的改革还主要是在器物、技术和某些制度设计上的西化,那么为俄国赢得波兰和克里米亚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更进一步。启蒙主义的热潮彼时正在西欧掀起,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交流甚密。她根据孟德斯鸠的学说改革俄国法典,实行“开明专制”,表明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已经由器物、技术、制度升级为思想。欧洲文化也由此开始真正意义上地“侵入”俄国。所以后人说:彼得创造了俄国人的(西方式的)躯体,叶卡捷琳娜则为俄国人注入了(西方式的)灵魂。
但必须注意到,两位大帝开启和拓展的开放均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学习的目的不是成为西方,而是更好地与西方竞争;学习西方是用西方先进的技术使俄国更像俄国。因此,学习西方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和消化,以适应俄国的土壤和朝廷的需要。因此,俄罗斯的西化改革从来不是从下而上由民众中生发出来的。学习西方的关键推动力一直都是来自传统的专制政权,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这种情况的改变是从1789年以后逐步开始的。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借此前已初步形成的新生产方式和思想启蒙之力,在欧洲掀起的民主、民族革命狂潮才让俄国感受到影响政权和帝国稳定的新压力。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将攻占巴士底狱称为可能影响欧洲的“瘟疫”,她也从此时转为保守
然而,帝国创造了前所未有辉煌的同时,也孕育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这次发出挑战的不是目不识丁的贫苦农奴,而是最早享受彼得一世改革好处的部分社会上层。以胜利者身份进入巴黎的近卫军已经不只是羡慕欧洲的繁华,而是在思想上更多地接受“自由”“民主”“平等”的影响,产生了反对专制、推动政治变革的渴望。在“寻找信仰和思想体系,以填补宗教衰败以及……中世纪专制主义日益显出的无能所留下的真空”的过程中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只是昙花一现,却在国家后来发展的实际政策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从这时起,俄国外交与内政两个方面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起来,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变成了文明形态、社会发展方向和政治治理方式的世纪性问题。
十二月风波对沙俄政权影响深远:在国力逐步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国际地位空前显赫的同时,政权却面临着思想和制度上的新威胁,并且这个挑战与最紧密联系的欧洲直接相关,在审判十二月党人的调查报告中就特别指出了西方思想侵袭的危害。俄国与西方的关系除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又加上政权合法性和既有体制稳固的政治安全问题,能否保持俄罗斯传统的文化安全问题。因此,如果说欣然接受塔列朗的“正统主义”更多是亚历山大一世对专制制度传统的价值观偏好,那么尼古拉一世把“正教、专制和人民性”当作俄国版正统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在面对内部政治新问题的情况下,把维护“维也纳体系”、镇压欧洲革命、巩固帝国与防止内乱结合起来的现实需要。正是因为沙皇俄国在欧洲扮演起“宪兵”的角色,恩格斯在分析欧洲革命形势时说,俄国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只有沙皇制度被推翻,欧洲革命才能顺利进行
1825年以后,上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国家若不改革就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类似内部十二月党人起义或者外部克里米亚战争还会发生;改革深化则可能触动权贵阶层的统治根基,引发内部的系统性不稳定——由于沙皇治下众多且复杂的民族构成,这种不稳定可能导致的不仅是其他国家那样的政治危机,还会使庞大帝国体系被撼动乃至崩塌。因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改革与保守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撕扯。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反复中,对内,自彼得一世改革开始追求和塑造的“新俄国”与传统的且不断固化的“旧俄国”没有得到很好融合;对外,在强调固守俄国特性的思想影响下,俄国与欧洲走上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政权的实际政策方面,而且作用在俄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俄国社会理念和价值观。首先,它开启俄国历史深刻变化的进程,在俄国思想文化和政治发展中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其次,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经过维也纳体系确立欧洲主导力量的酿造,在文明属性大辩论中进一步强化了自我认知,升华为一种将强国意识、文明特殊性和救世主情结交织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一旦面临民族主义问题就出现自我分裂。同一个普希金,1825年是十二月党人的同路人,而1831年却成了波兰起义的鞭挞者
特殊性和普世性构成俄国认知外部世界的基本内核。一方面,俄国与欧洲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俄国的发展只能遵循自己的历史传统,坚守自己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宽广的地域、复杂的民族构成、东正教与欧洲的联系都决定了俄国文明及其发展模式不只属于俄罗斯族,更适用于帝国治下的其他民族。同时,由于西方的“堕落”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俄国文明还负有解救斯拉夫人民、恢复基督教纯洁性、“教化”未开化民族的责任
帝俄时代对待外部世界的社会文化在苏联时期以新的性质和新的形式继续呈现出来。第一,苏联对外政策是由其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具有“深刻的阶级性”
当然,在长期的竞争当中,因担忧外部动荡影响内部稳定,而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采取相应防范措施的情况,在苏联时期也同样存在。1956年波匈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就是如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东欧出现的问题对苏联的权威地位和苏联的制度提出严重挑战,也是对苏联内部稳定的一种威胁。因此,无论是为了巩固国内的控制,还是维护对东欧地区的指挥中心地位,苏联都不可能不对那些触动旧体制根本的企图产生敌视情绪,也自然会对改革旧体制的政策和实施步骤小心翼翼。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二十四大以后,“完善”代替“改革”成为苏共对体制调整的标准用词。
事实证明,俄国政权对外部与内部互动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1917年为转移内部矛盾焦点,帝俄卷入世界大战试图鼓起民族主义狂飙,却给了革命者有利的时机。沙皇帝国的垮台导致世界历史进程的改变。而1985年以后,同样是为缓解内部矛盾,苏联不得不放松对东欧的管控,而东欧在1989年的剧变又反噬苏联的稳固,成为终结苏联生命的催化剂。
几百年的俄国与西方主要大国关系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俄国与西方联系越多,与之争斗成果越大,由西方文化渗入引发的内部不稳定因素也越多,进而又推动俄国民族自尊愈发高昂,为了加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防范,政权治理也愈发俄国化。第二,俄国化并不只是消极防御,同时也是对攻西方制度和思想的手段。俄国还将其异于西方的治理模式和价值理念塑造为更先进的政治思想体系,并且在外交实践中着力于那些深受帝国主义荼毒、民族意识倾向强烈的国家或群体,为其提供另一种现代化的模板,以争取更多的认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
结 语
俄罗斯联邦脱胎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既不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绘画,也不可能与过去彻底告别。作为国际舞台的重量级角色,外交传统的特殊性更为明显和突出,继承必然成为这个国家重构的重要基础,也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内核。正因为如此,俄罗斯联邦前任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特别强调新俄罗斯的外交要从国家以往的外交思想、实践等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由哪个人的命令确定的,而是在其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正是由这些客观因素所确定的,尽管它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述,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过去30年里,俄罗斯外交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虽然不断变化、调整,但在以恢复大国地位为目标的政策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历史遗产得以传承,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最近20年来,无论是在俄罗斯思想的重建、对西方自由主义无休止扩张的敌视、对地缘安全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的担忧等思想理论方面,还是在建设新欧亚共同空间的努力、在加强军事实力对冲西方遏制、在利用各种手段构筑伙伴关系网络等具体政策层面,恢复传统、继承遗产的因素表现得特别突出,也成为新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基调。（注释略）
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