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通简报】印度与日本形势
印度简报
印度企图先发制人对付中国军队
《印中新冲突：使用特别边防部队说明了什么？》-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特聘研究员马诺·乔希（Manoj Joshi），9月1日。
从印中新冲突的声明可以看出印度似乎采取了一种与中国针锋相对的策略。印度国防部发表的官方声明称，印度军队“先发制人”地阻止了解放军改变拉达克地区班公错湖南岸现状的活动。无论该声明对“违反共识”和“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作何评价，“先发制人”一词都有明确的含义。文章称，在此次冲突中，印度使用了特别边防部队，该部队通常只用于从事秘密行动，而不是普通军事行动。这表明8月30日印方的行为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和执行的反占领行动。而这次中国的愤怒也是可想而知。中国政府的声明以及媒体报道也给印度释放了警告信号：中国比印度强好几倍，印度不是中国的对手。文章也指出尽管政治阶层想要转移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的注意力，但是对于印度来说，这不是与任何人陷入军事冲突的好时机。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new-india-china-clash-what-use-of-special-frontier-force-reveals-72622/
印度应为应对漫长的边境拉锯战做好军事准备
《中印边境局势的发展：需要做好漫长拉锯战的准备》-地面战争研究中心，聘研究员维贾伊·库马尔·阿卢瓦利亚（Vijay Kumar Ahluwalia），9月7日。
如果中印双方不能友好解决该问题，双方对峙就会成为长期状态。印度有两个选择来应对，一是增强国力，二是在陆海领域采取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印度就需要在充足的国防预算支持下，制定一个长期的采购计划，建立一个以技术为支撑的强大军事力量来起到震慑作用；但其明智的做法是应该协同努力发展军力和能力建设，而不是“下意识”地做出反应。第一，印度武装部队必须做充分的准备，以平息与中国在西部，中部和东部的任何形式的突发事件；第二，通过本土化进行军事准备；第三，最重要的是积极发展国防网络、空间机构、战略特别行动部门的利基能力，并定期监测其进展情况；第四，“一个边境一个部队”的做法值得考虑，从而实现“统一指挥，统一目标，更好的态势感知和战场透明度”。第五，应制定一项有效的信息和心理战政策，并由一个拥有必要资源的最高级别组织提供支持，以反击敌人的行动并挫败他们的意图。
https://www.claws.in/the-unfolding-situation-at-the-india-china-border-call-to-prepare-for-a-prolonged-haul/
印度重新制定对华交战规则，如失败则成又一场卡吉尔战争
《中印冲突：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卡吉尔2.0”？》-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 特聘研究员曼诺吉·乔什（Manoj Joshi ）,9月9日。
在9月7日的鸣枪事件中，中国指责印度军队非法越过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一处边界，并对中方巡逻士兵“鸣枪威胁”，但印度方面予以否认，并反指中国军队先鸣枪。若印方说法属实，印方的目的不是要对中方发动军事行动，而是恢复其在班公湖北岸的原状；若中方说法属实，则说明印方在班公湖南岸继续保持对中方的压力。但是不管怎样，1993年中印双方签署的《边境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中旧的建立信任措施机制都宣告终结，自6月15日加勒万事件发生后，印度已经重新制定了与中国军队的交战规则。其次，印度也不会让局势保持现状，其策略是迫使中国恢复在德普桑、加勒万和班公措四月时的原状。如果印度目的达成，则是一场胜利。但是如果失败，就变成了另一场卡吉尔战争，到时印度将会有更多牺牲。
中印之间需要有一个单独讨论边境问题的机制
《中印军事对峙：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辨喜基金会，主任阿文德·古普塔（Arvind Gupta），9月10日。
中印双方都指责对方应为当前的紧张局势负责。在之前印度先发制人的行动中，其占领了实控线一侧热钦地区的重要高地，印方的行为改变了目前中印对峙的态势，现在印方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已经严重受损，印度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应对中国的行动。中印国防部长莫斯科会晤最有可能的成果是更高级别的政治接触，但期望双方在即将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就澄清实际控制线或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任何协议都是过分的。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一个单独的机制，即特别代表机制来讨论边界问题。中印关系需要重置，解决边界问题，要从澄清实控线开始。
https://www.vifindia.org/2020/september/10/india-china-military-standoff-what-next
中国声东击西，引诱印度顾军事而忽略经济
《拉达克冲突之外》-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特聘研究员曼诺吉·乔什（Manoj Joshi ），9月12日。
中国在拉达克地区的行动不仅出于对该地区安全形势的担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建立一个印度作为从属大国的世界秩序。中国通过破坏边境稳定，迫使印度大幅加强边境防御，目的很可能是逼迫印度将资源用于军事开支，从而使印度脱离经济轨道，避免赶超中国。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beyond-ladakh/
中印部长会晤之后：冲突不再升级但关系也无法复原
《多一点怀疑，多一点求证:外长会后的印中关系》—印度辨喜基金会，印度前外交秘书安姆·坎瓦尔·西巴尔（Amb Kanwal Sibal），9月13日。
中印双方外交部长会晤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围绕脱离接触和预防冲突降级，但未提到恢复原状。中印双方都不想中断对话，但双方关系的下滑趋势也将持续。所以印度现在必须将中国视为敌手，并尽可能多地与中国脱钩，而且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印度的威慑力。中印双方似乎在冬季之前已没有足够的时间达成谅解，但也不应寄希望于莫迪与习近平能在莫斯科上合组织峰会上相遇以化解僵局。然而如果两位领导人会晤，他们也许可以就“分歧不应变成争端”等一般原则达成一致。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0/september/13/distrust-more-verify-more-india-china-relations-post-foreign-ministers-meeting
日本简报
六成被调查者理解安倍的辞职，下任首相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平息疫情
关于安倍第二次政权评估的问卷调查，日本智库言论NPO，9月2日。
NPO对2000余名专家、学者、经营者和公务员等实施了问卷调查，问题涉及安倍为期7年8个月的政权评价和后任首相的挑战和责任，165人参与了该问卷。
首先，对于安倍的辞任，将近6成的被调查者表示理解，选择了“政权运作出现困难前选择抽身是负责任的应对”，只有不到两成的人认为“和第一次政权一样中途放弃，不负责任”。调查中显示，对安倍政权的整体评价几乎五五开，对安倍的资质评价跟自第一次安倍政权以来的历代首相相比较高，但是在“政府面向国民的解释说明能力”、“首相支援团队和体制”上得分较低。从各政策领域来看，安倍政权在“外交和安全保障”得分较高，“财政再建”和“政治、行政和公务员制度改革”上得分较低。被问及对安倍政权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时，有将近一半的被调查者都选择了“森友学院、加计学院、赏樱会丑闻”，其次是“和特朗普的紧密关系”。
谈及对下一任首相的期待，石破茂（29.7％）、河野太郎（21.8％）、岸田文雄（10.9％）和菅义伟（9.7％）位列前四。关于下一任首相要着重处理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疫情的平息”、“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应对美中对立和世界的自由秩序”。关于下一任首相的选举方法，自民党在9月1日召开的总务会上称，因为是“紧急情况”，不会进行党员投票，并决定在本党国会议员和地方支部联合会代表的投票下选出新总裁。但是，在此次调查中，有68.5％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进行总裁选举，“不仅国会议员，议员和党友都必须投票”。另外，至于是否应该尽快举行大选，“不同意”的被调查者超过半数。
https://www.genron-npo.net/politics/archives/8902.html
疫情重塑国际秩序，日本应发挥历史作用
《后疫情时代的新秩序和新领导人》-The Japan Times，Asia Pacific Initiative(API)理事长、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与同智库常务理事、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细谷雄一，9月3日。
细谷：人类经历了由疫病大流行引起的几次剧变，最主要的例子是在中世纪肆虐欧洲的瘟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班牙流感。瘟疫是触发教会统治的中世纪向国家统治的现代过渡的关键因素。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是欧洲人的精神支柱，并有效地统治着他们的社会和生活。在瘟疫中人们寻求教会的帮助，却不知道这样做会加速疾病传播，今天在日本被称为“三密”——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和密切接触场面。众多礼拜场所成为病毒迅速蔓延的温床，天主教堂面对感染的威胁无能为力，最终导致其权威衰落。同时，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由于底层人民的崛起而动摇，一个民族国家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现代社会诞生了。
就像瘟疫造就了现代社会一样，西班牙流感也为当今的全球秩序铺平了道路。在一战中始终保持中立没有参战的西班牙，是当时唯一一个报道大流行的国家，因此这一流感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这一流感席卷了全世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巨大影响，让人们意识到国际合作对战胜传染病是必不可少的，这最终促成了1923年建立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也就是当今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世界历史表明，历史上的大流行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秩序和社会的组织方式。同样，新冠病毒极有可能以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改变社会和世界。
历代以来，有些事情已经改变，而另一些保持不变，能够区分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在后疫情世界中，国际社会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中央政府也将继续是人民寻求帮助的最后手段。在此次疫情中，联合国和世卫组织没有为人们提供必要的经济救济，也没有提供大量口罩。同样，我们也不应期望其他国家提供太多帮助。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政府提供援助，这一现实很可能会促使他们走向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冠状病毒将进一步加速国内和国际互联网通信和业务。尽管国际政治越来越民族主义化，但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在后疫情世界，一个支配电信技术的国家将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如同在19世纪掌控海洋力量的大英帝国一样。中国在病毒爆发之前就雄心勃勃地采取了行动。中国已经开始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电信巨头华为的5G，以便它可以完全控制全球电信。但是，由于中国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国际信誉，所以这样的未来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结果取决于日本等国家是否会选择依赖中国已构建的5G系统还是寻求替代方案。
船桥：作为一名记者，我报道了日本战后的各种危机。其中包括美国在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1973年的石油危机、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91年海湾战争。在21世纪，我研究了朝鲜的核计划、美国雷曼兄弟的倒闭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灾难。每次危机都动摇了全球秩序，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外部危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理，就无法贯彻其战略。福岛核灾难就彻底暴露出日本政府缺乏有效治理有这一根本问题。
第一，虽然我仍然相信日本人民独特的品质（例如耐心和团结）可以帮助日本度过危机，但我们必须摒弃日本具有特殊能力的任何幻想。国家特征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充分的准备、毫不松懈的风险评估和管理、领导力等其它因素，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第二，日本的技术在危机中部署时具有失败的历史。一个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零式战斗机，展示了日本当时的航空航天技术。但是，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在可持续的大规模生产和改装方面上受阻。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一直宣称自己机器人强国的地位，但在福岛核灾难发生后却无法将机器人引入反应堆以执行自动化任务（例如拍摄照片或运输设备等）。而是借助了美国援助的美国产设备，这使我感到失败和尴尬。在此次的疫情中，中国、韩国和新加坡利用数字技术的来追踪感染人员、防止人员聚集、掌握人员活动轨迹，以此阻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并找到退出策略。日本显然在这上面落后了。
冠状病毒后世界将产生新的国际秩序，各国必将为生存而战。除了科学技术和创新，数据尤其是关键。一个可以应用数据解决社会问题并使用它来确保人们安全的国家将树立榜样并展示其力量。我们不仅在抗击病毒，而且还在后疫情世界中争取一席之地。在这两次战斗中，日本应努力发挥历史性作用。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0/09/03/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searching-leader-post-coronavirus-new-order/
编辑：龙燕宇
排版：龙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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