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印度：防疫失败与经济困境加深执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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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政府始终保持强势姿态，在内政外交方向都推出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甚至咄咄逼人的政策。然而，新冠疫情突然暴发，莫迪政府虽采取强力措施，却未能控制住疫情传播。疫情还使本就已进入下行轨道的印度经济雪上加霜。这些都严重削弱了莫迪政府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疫情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然成为莫迪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印度与邻国矛盾不断激化，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加炽烈，引发广泛关注。

面对新冠疫情，印度政府在很早就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措施。1月29日，印度政府就公布了官方预防新冠病毒的指南。而在官方统计的全印新冠感染人数只有两百余人的3月24日，莫迪就下达要求全国“封国”21天的行政命令，并且赋予警局等机关动用强制手段惩戒外出民众的权力。莫迪政府的抗疫措施在封锁方面极为严格，但所争取到的时间却并没有转化为国家公共医疗水平的提高。通过短期的严格封锁控制疫情的愿望最终化为了泡影，封锁时限多次延长但是全印感染人数却仍在不断攀升。在“全面封锁4.0”不得不被叫停的5月31日，印度的累计新冠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180万。

封锁期间，印度中央政府与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越发激化，并多次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而反对党则趁机抨击莫迪政府对弱势群体补贴不足，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就声称“莫迪政府的封锁政策并不是在打击新冠病毒，而是在打击穷人”。多次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从客观上增加了新冠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也使印度陷入了高强度内耗，无法有效整合资源聚焦于防疫工作。

在疫情防控方面，莫迪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争议性政策，比如仓促组织数次从欧美国家撤侨的行动，这种做法虽然博得了印度侨民对于莫迪政府的好感，但是实际上大幅度增加了印度国内疫情扩散的风险。政府对于隔离期间贫困人口补贴的不充分、对于病毒在夏天传播能力的严重低估、部分政府官员大肆传播的医学谣言，都构成了疫情在印度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内耗的政府、低效的政策，再加上印度人口众多、城区人口密度大、卫生条件差、公共医疗资源匮乏的基本国情，使得疫情在印度一路狂奔。根据9月7日公布的数据，印度新冠单日增长病例达到了90802例，创下了全球各国单日新增病例数的最高纪录，印度的累计新冠确诊感染病例数超过420万，超过了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并很有可能在一个半月内超过目前处于第一的美国。

与新冠疫情一同出现的是印度经济的全面瘫痪。事实上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印度的经济状况就已经很不乐观。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已经连续六个季度下滑，从2015～2016财年第四季度（2016年1～3月）的7.9%直接降到了2019～2020财年第三季度（2019年10～12月）的4.7%。新冠疫情的到来使印度经济雪上加霜，莫迪政府停运境内一切交通运输，关闭各大商业场所，并且要求工厂一律停工，这种政策使得印度经济突然停摆。数据显示，印度2020～2021财年一季度（2020年4～6月）GDP同比萎缩了23.9%，创下了1996年印度开始发布季度GDP数据以来的最差记录。除农业部门有3.4%的小幅增长之外，其余所有部门经济数据都大幅度下滑，尤其是印度自曼莫汉·辛格时期（2004～2014年执政）以来就被视为国民经济支柱的运输和服务行业大幅下滑了47%。经济的瘫痪造成了民生的困苦，据BBC报道，封销措施已经造成了近五千万印度劳工失业，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则估计有4亿印度人将陷入深度贫困。低迷的经济也激化了印度本就严重的劳资纠纷，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数度爆发了全国范围内抗议莫迪经济政策的游行示威活动。

经济危机与疫情严重打击了莫迪的执政基础。执政以来，莫迪一方面标榜自己任期内的经济成就，曾夸下海口要在2024年将印度打造为总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基层出身的莫迪大肆煽动教派民粹主义博取支持。然而，印度经济的瘫痪使得莫迪的豪言壮语面临搁浅困境，印度甚至有可能失去自己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地位。疫情的肆虐与疫情期间贫困人口的民生困境也使得很大一部分基层民众不再相信莫迪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和捍卫者。

莫迪出身草根阶层，与尼赫鲁—甘地家族为代表的印度传统政治精英不同，他并没有庞大的政治世家作为后盾，因而以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方式获取民众支持对莫迪而言非常重要。除了发展方面的政绩外，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表现出“领袖魅力”对莫迪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疫情与经济危机使莫迪难以再打政绩牌后，莫迪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方面的政策空间进一步缩减，对一些极端激进的言论也持放任态度。国内层面，印度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穆斯林病毒”等言论；在外交政策方面，面对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都出现领土争端的状况，印媒上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尤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怂恿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挑衅中国。

印度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的选举制度，其国内不同党派、民族、宗教团体、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尖锐。莫迪本人更是典型的争议人物，他出身于极右翼教派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因为涉嫌煽动邦内教派矛盾、引发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乱而长期被美国、英国等制裁。当选总理之后，莫迪更是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克什米尔等问题上与国内穆斯林群体发生激烈冲突。对于这样一个草根出身的政治强人，失去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人身安全风险的激增，这就增加了莫迪采取一切手段延长自己政治生命的迫切性。

6月15日，在中印边界的加勒万河谷地区，中印双方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事件后，印国内反华舆论不断攀升，印度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出台了一个又一个激进的反华政策。在中印边界上，印军也保持着咄咄逼人的姿态，多次违反中印双方协商共识，导致中印边界局势不断升级。这些激化矛盾、煽动民族主义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内忧缠身的莫迪为了维持自身权力、巩固国内支持者基本盘的政治手段，其也反映出了莫迪政府当前的虚弱与不安。国大党等反对党正在利用经济、民生和中印关系问题向莫迪施压。目前看来，莫迪政府很难在短期内有效拯救已经彻底崩盘的经济，因此就更难从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后退，可谓“骑虎难下”。然而，这种以国家利益为牺牲品的民粹主义政治将会给风雨飘摇的印度带来更严重的内外矛盾，最终陷入饮鸩止渴的困局。

（张晟为成都世通研究院研究员，龙兴春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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