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观察】张晟：内忧外患下的尼共“逼宫”风波：自乱阵脚还是壮士断腕？

文章原载《中国网》 2020-07-07

作者：张晟  成都世通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尼泊尔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逼近一万五千人，同时尼泊尔与印度的领土争端也越来越尖锐，在内忧外患的整体形势下，身为执政党的尼泊尔共产党却正面临着最高领导层的激烈斗争：尼共主席普拉昌达、前总理马达夫•内帕尔等尼共领导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尼泊尔总理、尼共主席奥利辞去自己的总理与党主席职务。从目前尼共党内的形势来看，虽然奥利仍然有不可小觑的支持基本盘，但是总体来说奥利一派在此次党争中处于劣势，而普拉昌达与内帕尔的联盟曾获得了更多尼共高级干部与青年干部的支持。面对不利状况，奥利则抛出了一番诉诸于民族主义的、多少带一点阴谋论的说辞：他宣称反对派受到了来自印度方面的支持并认为印度方面有计划通过此次“逼宫”行动将他的领导权夺走。

分分合合七十年：尼共的演变历程与当前走向

熟悉尼共历史的人对于此次尼共出现的新一轮内部斗争想必都不会感到意外，事实上，尼共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过党内分裂的情况。1949 年4 月22 日，尼泊尔共产党在普什帕•拉尔•施雷斯塔(Pushpa Lal Shrestha)的领导下于加尔各答宣布成立。不到十年后，内部斗争的苗头就已经出现：在1957年于加德满都召开的尼共二大上，克沙尔•忠格•腊伊玛吉(Keshar Jung Rayamjhi)趁总书记曼•莫汉•阿迪卡里(Man Mohan Adhikari)到中国治病缺席之机当选新任总书记。这一举动埋下了尼共首次分裂的种子，腊伊玛吉于1961 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与其支持者一起在1962年召开的尼共三大上被开除出党，此后于1966年另立中央。1968年，受中苏分裂影响，尼共出现了第二次分裂，普什帕•拉尔•施雷斯塔与其支持者自立新党，名为尼泊尔共产党(普什帕•拉尔)［Communist Party of Nepal(Pushpa Lal)］，而这个新党在1976年也发生了分裂。1971年，尼共经历了第三次分裂，而在1974年组建的尼共(四大)党(CPN Fourth Congress)最终在90年代进化成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纵观尼共历史，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组织架构相对不够稳定，屡次出现分分合合的动态化变革。以往我国的部分观察员对于尼共的研究只注重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分合历史，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尼共从建党之初基因中就存在的分合倾向，所以对于尼共的动态化特点预判存在不足的情况。2018年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中心)正式宣布合并之后，尼共掌握着联邦议会接近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控制着7个联邦区中的6个区，以及753个地区政府中的六成左右，成为了尼泊尔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党，从规模上看尼泊尔共产党也是继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之后亚洲第四大共产党。然而，由于尼共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的分合因素和联合马列与毛主义两党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合并进程始终趋于缓慢，奥利与普拉昌达平分权力的轮流双轨中心制度虽然使得合并成为了可能，却也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此次党争打破了2018年以来艰难维持的微妙的权力平衡格局，并且很有可能对尼共的未来改革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在奥利一派看来，这次的“逼宫”并不是一次党的原则路线的交锋，而只是一场权力斗争而已。奥利一派认为反对派此时发难，必然导致尼泊尔政府不稳定给印度以可乘之机，奥利甚至抛出了一番带有阴谋论色彩的说辞表示反对派代表的是印度的利益。而在反对派中相当一部分干部看来，此次的“斗争”则旨在肃清尼共内部出现的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山头主义等结构性问题。

自乱阵脚或是壮士断腕：“逼宫”风波背后的国际因素与印度因素

虽然此次尼共领导层的斗争风波本质上还是2018年名义上合并后的尼泊尔共产党中派系之间权力分配存在争议、党的体制建设相对不稳定、以及未能克服尼共基因中的分合传统等问题所产生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外交问题，尤其是近来尼泊尔与印度的领土争端，已然成为了党争的催化剂与争论焦点。

近来，为转移本国民众视线，印度政府频繁煽动国内民族主义，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三个邻国同时爆发了领土冲突。5月中旬，印度在边境修建的一条新的公路穿过了印度与尼泊尔之间的争议领土，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Naravane）甚至还彻底无视尼泊尔的诉求并宣称尼泊尔是“受人挑拨”反对印度。此举在尼泊尔朝野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民意推动下，尼泊尔议会于6月13日表决通过了宪法第二修正案，在法律层面发布了新版国家地图，重申自己对于面积约为 3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卡拉帕尼（Kalapani）、里普列克（Lipulekh）和林比亚杜拉（Limpiyadhura）的主权。而后，尼泊尔与印度都加大了边境争议地区的驻军规模，尼泊尔国内的反印民意浪潮也愈演愈烈。

2018年两党合并后空前稳定的尼泊尔政局一度被认为是此次尼泊尔敢于挑战印度的原因之一，但是此次“逼宫”风波的出现使得原来就已经剑拔弩张的局势更为诡谲。首先，维护边境完整是尼泊尔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民意诉求，无论是尼共的任何一个派别还是尼共之外的党派都不敢违背这一原则。但是，尼共的两派对于此次“逼宫”的理解截然不同。在奥利一派看来，在这种关键时刻“搞内斗”要求奥利下台无异于自乱阵脚，尼共的乱局将会给印度提供机会。奥利甚至认为反对派的行动本来就是受到了印度的支持与蛊惑；但是在反对派看来，因“裙带关系”而饱受诟病并且身体状况不容乐观的奥利并不具备在危机中领导尼泊尔应对印度的挑战的能力，他们担心奥利自身的弱点会被印度方面利用，也担心奥利不够强硬的态度会使得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千禧年挑战公司(MCC)尼泊尔项目协议损害尼泊尔的国家核心利益，认为此时党内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高效而具有组织化的领导阶层来担起重任。在反对派看来，危急存亡之秋下的尼共不能再放弃此次壮士断腕、寻求改革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尼共（联合马列）出身的内帕尔一派会选择与尼共（毛主义）出身的普拉昌达一派站在一起反对同样是联合马列出身的奥利的原因。

警惕变局、多面外交：此次风波可能给中国产生的影响及对策

尼泊尔是我国的重要邻邦，它不仅毗邻我国西藏，在南亚地缘政治中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拥有南亚最大的共产党。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历史渊源、还是意识形态出发，尼泊尔都相对亲华而且中尼合作还有着广泛的进步空间。尤其是在当前我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因为领土问题与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狂热而有所降温的情况下，增进中尼合作并预先警惕尼泊尔可能产生的变局尤为重要。

如果此次“逼宫”成功，出现权力的顺利过渡，则尼共在尼泊尔国内的政治影响力不会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接下来如果出现内帕尔与普拉昌达在党与政府层面分权的情况，考虑到两人以往的政治立场与两人分别出身于联合马列与毛主义两党的历史背景，虽然结构性改革实在不行，但是短期内尼共的结构运行与之前不会有太大变化，改革的成果取决于下一步合并进程的进展状况。中国最需要警惕的变局是，奥利有可能效仿2016年普拉昌达的先例，与尼泊尔大会党结盟，造成尼共的新一次分裂。如果尼共陷入新一次分裂，力量分散的尼泊尔不仅会给印度趁虚而入提供机会、对我国的南亚布局造成一定挑战，而且分裂与重组必然会加大中尼外交难度，考虑到此前尼泊尔因党争而叫停中资企业承办的水电站项目的先例，我国也必须防范中资企业和项目受到政治环境变动冲击的可能性。

如果套用马克思•韦伯著名的“三种权威”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尼泊尔，像大多数南亚国家一样，体制化官僚权威的影响力总体而言无法压倒传统权威和魅力权威的影响，政治现实时常受到家族政治、派系政治、传统权威架构的影响，也时常受到领导人个人的魅力权威的支配。在尼泊尔社会甚至尼共这一个党当中都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动态化、不稳定化的特点。尼泊尔政局多变、分分合合的政治现实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也几乎无法规避，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多面外交，与尼泊尔政治光谱中的每一个主要党派乃至党派之下的重要派系建立一定的政党交往机制，灵活运用个人关系、家族关系等传统权威，并且在与尼泊尔中央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加大对于地方外交、二轨外交、乃至三轨外交的重视。只有以多面、多元、灵活的外交战略来适应尼泊尔碎片化、动态化、不稳定化的政治现实，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尼泊尔政党轮替对中国利益的冲击，推动中尼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图文编辑：龙燕宇 张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