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加强国际格局研究，提升中国战略能力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从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一年半时间过去了，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疫情加快了国际格局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演进，对国际格局及与之相关的国际体系、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究竟该如何认知国际格局的变化？这里谈一点看法。

我个人认为过去百年国际格局发生过四次重大变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由欧美联合主导的多极格局；再就是二战后形成美苏两极格局；第三次是冷战以后形成多极化的趋势，还在不断演进；现在是从多极化到多极格局的过渡转折期，会延续相当长时间，我估计是二三十年，也就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前两次国际格局之变直接与世界大战相关，后两次都与冷战有关。

为什么要讲“历史的记忆”？因为我认为欧美的叙事是以西方的历史记忆为主的，选择性地忘却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和破坏，也选择性地忽略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作用和贡献。现在拜登当政，到处宣扬“美国回来了”，大体上还是一种西方主导的叙事。而站在中国和非西方的立场上，历史的记忆和经验教训总结应至少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历史的记忆应是全面而不是有选择性的。基辛格等美西方战略家基于国际权力视角的思考理当得到重视和尊重，但是我们中国人既要写也要讲。我们对国际格局以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有自己的理解和所主张的原则，不能亦步亦趋地把历史记忆定格在一战或者二战上面。中国应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客观的分析视角，要在国际格局上追根溯源，审视和总结人类历史。美西方的权力视角是片面的，我们还要超越“合纵连横”或“联孙拒曹”，以未来为导向看待国际格局。再往前看三五十年，美国不会消失，中国会更加强大，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第二，总结历史当兼顾经验教训。学者的天性是批评，不能对自己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好的东西缺乏总结概括和传播表达能力。在分析重大事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时，首先要积极总结正面经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经验要大讲特讲、发扬光大。而在国际层面上，反法西斯联盟、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有很多合作经验值得总结发扬。当然也有很多正负兼有或负面为主的教训，比如说当前全球抗疫合作的不力等，我们也要研究。

第三，重视历史传承和创造。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特朗普政府大搞单边主义，不仅给世界造成混乱，也导致国际抗疫合作受挫。拜登上台后口头宣称要重振多边主义，实际是在搞“团伙多边主义”，对国际格局已经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历史还是要在曲折中前进，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继续倡导包容性多边主义，维护多极化进程，促进多极格局早日形成。我们要讲清楚我们支持的多边主义是什么？它不仅是一种外交形式或外交平台，更是一种外交原则，代表处理国际关系的进步方法和积极方向。中国有这么多学者，如果都致力于完善我们自己的叙事，而不是只在西方经典里找理论、找依据，我们的话语权就会不断扩大。

国际社会对于当前的世界政治安全态势及未来发展趋势存在不同的解读，提出各式各样的“格局观”，以及相关战略和政策。中国的格局观是与时俱进的。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是讲多极化的，根据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具体表述，总体看多极化是在曲折中持续深入发展的。现在我们更加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美国至今还是坚持旧的格局观和秩序观。美国在现行国际格局中仍占据关键地位，但对其自身霸权的相对下行趋势采取“鸵鸟政策”，对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败和非西方力量的相对上升不予承认。我最近半年与一些美国学者线上交流，他们坚称中国关于美国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不对的，对中国战略界流行的“东升西降”和“中上美下”等说法非常敏感。特朗普执政时强调“让美国重新伟大”，拜登上台后则强调“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还常公开讲“美国终会赢”，实际上都是在继续做霸权梦，你还不能叫醒他，叫醒了他会怪你。

广大中小国家的格局观也在变化。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面对第一、第二世界的强势和发达，寻求第三世界联合自强。现在他们是既要在区域层面联合自强，也要在大国之间搞平衡、谋主动。比如东盟强调要在区域合作当中保持“中心地位”，中东的几个“中等强国”把自己再定义为“地区大国”，所以搞“东盟+”、“美欧俄+土伊沙”，等等。美国也看到了这点，推动“美日印澳+”。所以，国际格局当中的主要和次要行为体都在不断增加，变化更加活跃。

今后学界的理论探索和建设，还需不断努力，而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建设是相互作用的，有时交叉运行，有时平行并进。实践在发展，理论也在发展，我们在研究新冠疫情对国际格局影响的同时，也要推进国际格局观念方面的理论创新，大概要突出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国际格局大势的总结和阶段性定义，不能跟着西方走，要坚持我们自己的判断，但我们讲出来的话，也要让西方听得懂，否则中国的话语就走不出国门，形不成国际影响。

第二，要基于新的现实，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我认为现在不仅要有总体格局观，也要讲领域格局、区域格局。

第三，要着眼将来的国际新格局，进行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理论建设。这就包括怎么看世界力量的对比变化，怎么看国际格局的基本态势。党的十九大对大国关系用了八个字，前四个是“基本稳定”，后四个是“相对平衡”。在加强综合性研究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比较性研究。

国际格局变化包含很多因素，彼此共振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时与势是总体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是抽象的，要想化时势为事理，就要积极经略和塑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格局和外部环境。同时，越是处在国际格局变动的转折关键期，我们越要冷静沉着，有意识地拉长时间跨度和拓展视野范围，这有助于抓住国际格局变化的本质，并把暂时的困难和曲折化作战略调整的契机，从而争取更持久的战略主动。

还要有中性影响。种种关系会变化和发展，现在还挺难讲它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比如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变革，再比如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理论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中性影响的可变性和可塑性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注点和着力点。

新冠疫情加速了国际体系的演变。当前世界主要行为体都在重新审视形势发展的走向，争取在疫后国际体系和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此时呼吁加强国际格局研究，就是为了提升战略思维。中国的智库在数量上是世界第二多的，仅次于美国。智库的思想贡献是可以促进国际格局演进的。当年煤钢联营、组建欧共体的思路最早源于法国学界，同样为后来两德统一打下基础的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设计师”是政策规划专家埃贡·巴尔，中国也要有自己的战略大家和国际体系的设计者。

智库还要为推动国际秩序的良性演进作出行为贡献。国际体系的体制机制，集中体现了各国际行为体的权力平衡和利益分配，只有兼顾包容才能行稳致远。我们发展起来，不是要取代美国，而是要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离不开中外沟通协调，中美之间的沟通协调尤其重要。冷战结束已近30年，其间历经多次重大震荡，现在是到了深入和具体讨论国际体系调整变革的时候了。两国学界可以在此方面先行一步，多开些会，多看看历史，想想今后的发展，做出方案，为政府间沟通、协调乃至谈判预做铺垫和准备。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15期，作者：杨洁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