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阎学通：中国外交发生了怎样的范式转变？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在今年3月19日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一句坚定的话语在国内引发了极高的关注，人们似乎第一次从外交尤其是中美外交的现场听到了如此表述。不少人议论这是否代表着中国外交正在发生某种范式变化。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并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外交的一举一动都更加受到外界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正面临着许多以往不曾面临的新情况，需要更多元、灵活和主动的应对，在必要时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中国外交一路走来，是否已发生了范式转变？中国如何在“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又该如何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在即将于7月3日至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多国政要与学者齐聚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中国声音也备受关注。据外交部发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7月3日出席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论坛举办前夕，澎湃新闻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互动独家专访了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教授。

需要厘清：外交官言论代表个人还是国家政策

澎湃新闻：世界和平论坛已经走过多年，聚焦此次论坛本身，您在筹办过程中有什么体会感想？

阎学通：举办世界和平论坛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中国提供了一个国际标准的安全论坛，向世界说明中国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让人们体会到中国做事也同样符合国际化标准，让国际社会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具体到今年，我们感觉到在邀请嘉宾的过程中间，接受我们邀请的嘉宾显然有一些出于其国内因素的担心。通过筹办论坛，我们能够敏感地感觉到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

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这是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场白中阐明中方有关立场。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澎湃新闻：杨洁篪主任今年3月在安克雷奇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强调，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角度出发同中国谈话。近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表示，中国外交的风格已经发生变化，需要西方适应我们的新风格。在您看来，中国外交发生了怎样的风格或者说范式转变？这种变化下一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阎学通：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目前的外交范式称为“平视外交”，我们提出了要平视世界。面对美国，我们想要在外交领域跟它平起平坐，这是非常明显的。所谓“平起平坐”带来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政策对我，我就用什么样的政策对你。

而说到中国外交范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说调整，我认为我们可能得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来理解当前中国外交官的个人发言。比如说此前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某个外交官的言论时说道“我们不评论外交官个人的言行”，这意思就是说中国外交官的个人言行并不代表国家政策。

当前中国外交出现的这种范式变化和以前非常不同，以往中国外交官说的每句话都会被国际社会理解为是中国政府政策的表达，而今天国际社会不一定认为中国外交官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外交官发的微博和写的文章也不一定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所以中国外交官们口中的哪句话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而哪句话是他个人看法且不代表中国立场和政策，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值得大家需要慎重辨别的时期。这种情况可能会使得在一段时期内人们的困惑会越来越多，因为国际社会难以区分两者。

需要平衡：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大国两者身份与责任

澎湃新闻：在中国当前对外关系中，中国如何做到身份与责任的平衡，在一个“大国”与“最大规模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平衡“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阎学通：当前中国的双重身份，一个是世界大国，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大国，中国要承担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同时因为我们不是世界最强大国家，所以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应少于美国。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而不是某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利益，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群体，我们需要维护群体的利益，而不能是个体利益。

第二，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对外援助不能够超过发达国家标准。联合国制定的对外援助标准是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应占本国GDP的0.7%，其实绝大多数国家都没做到，而中国对外援助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超过GDP的0.7%。所以说我们要维持身份的平衡，实际上是要在具体问题上非常明确地展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澎湃新闻：美国拜登政府几次公开称不会逼迫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非此即彼的“二元格局”是否已经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多边主义又应该如何践行？

阎学通：在我看来，现在世界上并没有形成“两个圈子”。因为美国采取的政策不是只团结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这次七国集团峰会的参会国家中，南非、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不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他争取国际支持的界限。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策略，在争取国际支持时，不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对美国的盟友也要努力去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不能因为他们是美国的盟友就放弃了争取支持，甚至把他们推向美国。

现在中国提出了“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说法，强调要开放包容，但是具体政策如何尚待观察，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宣传口径上怎么说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具体政策如何执行的问题，提出“开放包容”这个概念是容易的，让我们的政策行为和我们的政策宣示一致则需要更多努力。

6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G7峰会，是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的首次海外出访行程。

需要应对：美“俱乐部战略”下应允许更多外国人来华工作

澎湃新闻：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下，在西方媒体事实上还掌握着主要国际话语权之时，我们要如何“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阎学通：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主要靠的是该国的政府，民众对塑造国家形象也有作用，但是相对而言是第二位的，影响最大的还是政府。我所指的不是政府的宣传，也不是政府提出的目标，而是政府的具体政策和外交行为。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体都是靠本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塑造的，你有什么样的形象，倒推回去就知道这来源于哪些行为。

澎湃新闻：您最近在国际关系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刊文，那一期中国特刊的封面主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上升或者说崛起，内文涉及了几个方面，比如台湾问题、中美经济和科技脱钩等等，您认为什么因素会成为下一阶段影响中国上升趋势的最大变量？

阎学通：如果单说外部因素，我认为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美国当前采取的“俱乐部战略”，因为其“俱乐部战略”是把世界上实力强的国家组织到一起，搞俱乐部式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给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科技合作和高科技产品生产带来严重困难。这意味着我们跟美国在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数字技术创新竞争上，我们实际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就会被逐渐消除，所以这对我们发展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假设美国可以利用世界上除中国之外的所有科技资源，而中国无法利用中国之外的国际科技资源进行竞争，我们将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之下。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认为之所以美国的做法现在能够产生效果，其实和我们对外政策中减少了“引进来”也有关系。我们讲改革开放中的“开放”，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重在“引进来”，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前十年，我们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从2014年开始，我们开始以“走出去”为主。现在我们要应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创新“俱乐部战略”，我们需要更加大“引进来”。具体而言，核心的“引进来”是引进人，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联系、接触，那么合作也就没有了。我们跟国际社会的合作是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说得让外国人进入中国。所以我想，要应对美国的战略，我们得重新打开大门，允许外国人进来中国工作。

转载 澎湃新闻 2021年7月3日.